案发时间：1995-11-29，2017年8月破案，新闻开始报道，经过多篇新闻综合起来，得到这个案件的全貌和细节如下：

1995年，两名犯罪嫌疑人为抢劫钱财，在浙江湖州市织里镇一旅馆先后杀害4人，包括一家3口和1名旅客，社会反响巨大。在潜逃多年后，其中一名嫌疑人成为知名作家，另一名嫌疑人已成为企业主。作为湖州史上最大一起未破命案，湖州警方经过22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成功侦破此案，两名嫌疑人落网。现今，两被告被判死刑。

灭门惨案的来龙去脉

1995年11月29日凌晨，织里镇晟舍村响亮的警报声划破了冬夜的平静。当地一家旅馆发生命案，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旅馆老板闵某生、老板娘钱某英、老板孙子闵某及旅客于某峰4人被杀害。

经法医鉴定，4名被害人均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作案手段十分残忍。案件被定性为抢劫杀人案

2017年，案件水落石出，嫌疑人是刘某彪与汪某明。根据检察机关的资料发现，刘某彪，出生于1964年，归案前为某校刊编辑；汪某明出生于1953年，小学文化，归案前是上海某公司职员，两人是安徽南陵老乡。

据刘某彪交代，他与汪某明住得很近，1995年秋收的时候，他在汪的家中写作，唉声叹气的。汪问怎么了，他说女儿眼睛手术失败了，需要钱，自己去打工又被人偷了，“当时就想搞点钱，说要是能搞上一两万块钱，就能解决问题了”。

曾经在湖州织里镇打过工的汪某明说，织里镇的人钱比较多去搞点来，这是两人第一次商量要去抢劫。刘某彪的供述，似乎像他写的小说一样情节丰富离奇。后来，他找到老表帮忙，让铁匠打了一把匕首，还用充电器做了一个假炸弹。不过，他说自己胆子小，并没有带上这枚炸弹去织里镇。

1995年11月28日，汪、刘两人来到织里镇，入住位于晟舍新街的闵记饭店，伺机寻找作案对象，并又购买了一把榔头和一卷尼龙绳。很快，与他们同住一个房间的山东人于某峰成为目标。11月30日凌晨，趁于某峰熟睡之际，两人用榔头猛击于某峰头面部数下致其死亡，劫得20余元。

因所劫钱财较少，两人又以退房结账为由，将旅馆的闵老板骗至房内，对其绑手、塞嘴，威逼钱财。劫得金戒指一枚后，汪某明用榔头猛击闵某生。

为进一步劫财，他们又以同样方式将旅馆老板娘钱某英、闵老板夫妇年仅12岁的孙子杀害。随即，两人在房内大肆翻找财物并搜得100余元。经法医鉴定，4名受害人均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

案发现场的绘图资料：

两人作案后从旅馆一楼后门逃离，自此人间蒸发

此后几年间，刘某彪摇身一变成了知名作家。农民出身，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凭借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获奖，2013年7月加入了中国作协。2014年11月，他创作的25万字历史演义小说《行者武松》出版，并改编成50集电视剧剧本。

写给妻子的书信成罪证

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多年来都保存完好，成为22年后破案的关键。

DNA生物鉴定技术的发展，给此案的侦破带来契机。2017年，通过对当年案发现场物证的鉴定以及大量的摸排，警方将嫌疑目标锁定为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的刘氏族人。

“你想要我当逃犯？”“村里人都知道了？派出所是来找我的？”这是作家刘某彪201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豆腐》的中篇小说中，主人公杨景丽的台词。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刘某彪就接到了配合公安机关进行DNA采样的通知。

办案民警陈红跃介绍，2017年8月8日，他化装成科研人员，以调查刘氏家族迁徙及当地卫生状况的名义，到刘某彪家中找其抽取血样。两天后检验结果出来，刘某彪的DNA与案发现场烟蒂上的残留唾液吻合。民警连夜赶至刘家，将其抓获。

现场视频显示，当时穿着条纹T恤和肥大短裤的刘某彪，顺从地让民警戴上手铐。他没有反抗，而是说：“我等你们到现在。”

下图：汪某明被抓现场

事实上，在接到通知后，刘某彪第一时间联系了失联已久的汪某明，并在DNA采样的当晚，写了一封书信给他老婆，交代了自己20多年前犯下的命案，说自己受了20多年的精神折磨，终于解脱了，请家人不要想不开，接受这个事实。

这封书信也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法院判决两被告死刑

虽然被告人汪维明、刘某彪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两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刘某彪后又对部分犯罪事实翻供，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

作家、杀人犯：22年的双面人生

2017年08月21日 财经网

22年前的命案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芜湖文学圈。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被扒出，人生经历连同作品也成了人们的谈资。有人去书店找他的书，想看看他的内心世界。

“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让他出了名。”芜湖作家谈正衡在朋友圈中写道。

8月11日早上，朋友给谈正衡发来信息：“听说彪子被抓了？”谈正衡起初不敢相信，和警方再三核实后，他才回复朋友的消息：“涉外地一桩杀人旧案。”

当年刑侦支队重案中队副中队长宋荣根回忆，经过调查，1995年11月28日中午一点多，刘永彪和同村的汪维明在湖州市织里县的“闵记饭店旅馆”入住。放下行李，他们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井贡酒，然后出门。

29日，旅店老板和同住在旅馆的几名旅客在三楼房间里赌博，有人在楼梯口放哨。刘永彪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下午四点多，他走出旅馆，在旁边邮电所门口徘徊了很久，然后回了旅店。

11月30日，二人将同住在旅馆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杀害，但只弄到百十块钱。于峰随身没带太多行李，把钱藏在裤裆里，两人没有搜到。

随后，旅店老板一家三人也被他们杀害。老板手被捆绑着，身上有被逼问击打的痕迹。

宋荣根始终有个遗憾。“当初出动了那么多人找，两人的轨迹还是有空当。两个半天时间的行动轨迹找不到，如果能找到，说不定当年案子也破了。”

刘永彪两人归案后，宋荣根很想见见他。他想知道，自己追踪了22年的“隐形人”，和自己脑海中勾勒的形象是否一致。

刘某彪是谁？其真名是刘永彪，下图：

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报道

下图：犯罪嫌疑人刘永彪在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城的家。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摄。

山村人家

大家都说，刘永彪给村里人丢脸了。现在网上都在骂中洲村，村里人都在骂刘永彪。中洲村位于山路尽头，距离南陵县城有二十五公里。村民以种植棉花和水稻为生。

中洲是个大村，以主路为界，分成东西两边。汪维明住在村东，刘永彪住在村西。汪维明家的房子是村里最气派的，蓝瓦尖屋顶，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从他家拐几道弯就到刘永彪家，走路只要几分钟。

刘永彪的父亲是大集体时代村里最后一个指导员。村里的人都还记得，他是附近的南陵县九连乡人，入赘到村里，“他爸爸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头，一顿饭能吃一脸盆肉，能喝酒。刘永彪的身材遗传了他爸爸。”同村的木匠、村民汪玉（化名）说。

在村民们印象中，几乎没见过刘永彪下地干活。退耕还林之前，刘永彪家在山上有五六亩田，都是他父亲在种。有村民说，刘永彪从小身体差，干活不行；也有人把他定义为好吃懒做的典型。

“包产到户之后，刘家的田位置比较远，挑190斤的担子走十多里山路，要翻几个山头。只要一下雨，刘家的田就会被淹。刘永彪觉得种田没有希望，从小想改变这种方式。”刘永彪在村里的发小汪林说。

汪林记得，刘父很少管教儿子。在刘永彪早期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跟着父亲下地插秧的经历，也写过很多有关父子之间亲情淡漠的文章。

村民们回忆，1995年，刘永彪的父亲喝农药自杀。父亲出殡时，按照村里的习俗，儿子要在队伍前面捧坛子，但刘永彪没有回家奔丧。家里人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村里人骂他，老子死了也不回来。

“他爸爸埋在‘大涝’山上，刘永彪很少去看。坟前的荒草都长了一人多高。”汪玉指着村子背后的一座青山，顿了一下，“竹子都长得碗口粗，没人砍。”

汪林记得，刘永彪在父亲去世后，写了很多怀念父亲的文章。“父亲对幼年时期的刘永彪起到了很大影响。”汪林时常感叹，刘永彪父亲对他管教不严，他才交到了汪维明这样的朋友，走上了歪路。

汪维明游手好闲

在汪林眼中，汪维明平时游手好闲。汪林最后一次见到汪维明是在南陵县弋江镇上，他和汪维明打了个招呼，问他干吗去，汪维明挠挠头，打牌去。“他就是个游手好闲的赌鬼，从小就是。”

汪玉想起，一个星期前，他在村口看见汪维明。他打着麻将，和旁边的人说，玩不了多久，一会儿接到电话就得走。

汪玉记得，早些年，汪维明家兄弟姊妹七个，条件非常不好，家里人吃不饱饭。2003年之前，汪维明一直以种地为生。大集体时期，他是篾匠，偶尔做些稻篓换点小钱补贴家用。2003年，村里退耕还林，山上种了树，汪维明谋了个护林员差事，每年2500元。

就连结婚时，汪维明也只是请木匠给他打了一张吃饭的小桌。家具都是祖辈留下的老家具，住的是二十多年的老瓦房。

“他就是好赌。”村民们都还记得，三四十年前，汪维明的儿子出生不久，妻子因为一次婆媳争吵，上吊自杀身亡。

村民说，因为汪维明的生活作风问题，时常有人找上门打架。有一次，他用竹刀砍人，他母亲伸手去挡，左手差点被砍掉。“现在（他母亲）手都是残疾的。”汪玉说。

汪维明一家的转机出现在汪维明弟弟身上。汪林觉得，汪维明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弟弟培养成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村民们都知道，汪家最小的儿子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开了家公司，汪维明在公司帮忙，一个月能拿5000多。“他弟弟去美国前给汪维明弄了个公司法人，汪维明的命运轨迹才有所改变。”

汪维明经常和村里人吹嘘，他的弟弟结识了某个大老板，有权有势；他儿子也经常开着叔叔的奔驰车在村里闲逛。

上世纪九十年代，汪维明的几个妹妹都在湖州做童装生意，汪偶尔过去帮忙。

“他看到湖州做服装生意的都很有钱，才酝酿了那次杀人抢劫，可以说是有预谋的。”湖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沈连江说。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 后，汪维明也归案了。事情很快传到了中洲村。汪玉看到汪维明的家人派车把他的老母亲接走了，“肯定是怕他妈妈知道了受不了。”

两人喜欢赌博

“我觉得，刘永彪是被汪维明带坏了。”汪林说。“两个人一起出老千，被村里人逮到了，有人说要把他们腿打断。”

汪林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刘永彪和与他相差十岁的汪维明相交甚深，他只知道，他俩相识于赌桌上。“他俩在一起就是赌钱。刘永彪赌得很大，他把藏在家里各处的钱都翻出来，拿到赌桌上挥霍。”汪林说。

芜湖作家谈正衡也知道刘永彪好赌。很多年前，他就看到过刘永彪蹲在马路边的小赌摊下注。他经过时，赌桌上十元票子摞成小山。他回来时，刘永彪已经输光了钱，跑到朋友处借钱，接着赌，“后来朋友们看到他都躲着走。”

1990年，刘永彪自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回程时没有钱，很多作家都对他伸手支援。有个作家把两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他，但很快被他赌掉了。

8月初，汪林最后一次见到刘永彪。当时，他和南陵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在一起。汪林和他们打了招呼，问刘永彪，怎么回来了？刘永彪说，来招生。

汪林一听招生两个字就来气，他戏谑地说：“刘永彪，你可不能祸害村民。” 刘永彪冲他笑了笑，没说话。

汪林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刘永彪打着自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招牌招摇撞骗。“每招到一个学生，他就从中间拿回扣。”

2010年左右，刘永彪经人介绍到南陵一家大型的私企上班。坐办公室，工作轻松，很多人羡慕他。但没过多久，他就被炒了鱿鱼。“老总进办公室时看到他把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上。”村里一位知情人透露。

刘永彪归案之前两天还在和几个朋友“打掼蛋”（一种扑克游戏）。那天他总是输钱，很烦躁。他说：“老子输惨了，老子干脆死了。”他小声嘀咕，头两天打牌一直输钱，不知道中了什么邪。

老乡们对刘的印象是：写作有点名气，不爱干农活，喜欢小赌博，打牌的时容易激动、暴躁、冲动，平时很节约，有点小气。

作案前就是个小作家

1990年，刘永彪和莫言的合影

“他有文学感觉，如果他扎扎实实地走文学路，说不定会有成就。”芜湖作家胡旭东曾经这样评价刘永彪。汪林对此表示赞同。

南陵县是安徽省文学大县。汪林和刘永彪都是从中洲村走出来的“农民作家”。

1985年，合肥文联办了一个未来作家函授班，汪林跟刘永彪同时报了名。汪林还记得，刘永彪的处女作是在未来作家的学员号上发表的，那是一篇诗歌，有十多个字，题目里带了个“春”字。

刘永彪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有八九块钱。“那天他特别兴奋，请我吃饭，一直在聊文学创作。”

汪林一直觉得，刘永彪是幸运的，他在函授班里遇到了“贵人”鲁彦周。鲁是作家、戏剧家，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安徽省巢湖市人。鲁彦周曾给刘永彪回信时称，刘是有才气的，将来经过努力，也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鲁彦周把刘永彪的几篇文章分别推荐给安徽日报、青年杂志和安徽文学，连续发表了几篇。刘永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鲁彦周肯定他的“艺术感觉”，是对他最大的鼓励。

从那之后，刘永彪的写作兴趣被激发了，开始专心写作。

当时，南陵文化馆的王馆长亲自来中洲村看望刘永彪，在村里引起轰动。村民跑到刘永彪家门口围观，议论着“县文化馆干部都来看他了，他要出名了。”

那几年，是刘永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在芜湖作家谈正衡看来，刘永彪在描写基层农耕劳动的艰辛方面很有灵性。刘永彪曾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在酷暑下劳作，被晒得头晕目眩；半夜抢着给农田放水，村民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出现斗殴现象；还有底层农民在乡间的内心挣扎和颠沛流离。

这些文章给谈正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永彪笔下的底层生活沉甸甸，一般人很难超越。”

汪林认为，刘永彪最好的一篇作品是《乡村的舞蹈》，描写了菜子秆被火烧着跳舞的样子。当时，这篇散文发表在安徽日报的第一版。

但是，后期的《难言之隐》和《一部电影》，让谈正衡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儿看上。这样的故事很恶俗。”

1995年之后，刘永彪经常往南陵跑，先后在南陵县电视台、南陵报、芜湖日报南陵版工作过。直到两三年前，他被安排到萃英园中学做校报主编。除此之外，在汪林印象中，刘永彪再没做过正经的工作。

2004年开始，刘永彪开始做作文培训班。当时，他到学校找汪林，希望由他向校长推荐，给学生上作文课。试课之后，刘永彪向校长提出要收费上课。“要钱你又不跟我说，我以为他不要钱。”因为这件事，汪林很生气。

2005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还获了奖。“《一部电影》是他自己自费出版的。”汪林很不屑。他记得，当时刘永彪拿着30本书到学校请他帮忙代销，至今，书还放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他的住处还有存货，一直没卖掉。”

汪林不喜欢他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是对文学的亵渎。他也曾直面刘永彪说过类似的话，刘永彪没说话。后来，刘永彪在《难言之隐》的自序中写道：“如果有一百人、二百人能懂我的作品，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2014年11月，刘永彪创作的25万字历史演义小说《行者武松》出版，第二年改编成50集电视剧的剧本。

这个机会，是谈正衡介绍的。但刘永彪交稿后，谈正衡接到了朋友的电话，朋友向他抱怨，还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呢，怎么连文通字顺都没达到？刘永彪把所有的“洒家”都写成了“酒家”。

在南陵文学圈，看不起刘永彪的不止他一个。汪林分析，圈子里的草根作家比较少，刘永彪在其中是个异类。“每次作家开会时，刘总爱和别人抬杠。其他作家一听他说话，马上就不和他讲了，不愿意和他啰嗦。”

刘永彪也不愿意和南陵文学圈的人一起。“南陵县作家协会填表和登记，他从来都不参与，本土的微信群他也从来不加。他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

把家人害惨

直到归案之前，刘永彪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汪林每次到南陵，刘永彪就找个小饭馆，点几条河鱼、一盘小菜和几瓶啤酒招待他。

2015年，刘永彪在南陵县买下一套二手房，三十几万，一次性付清。“他的钱都赌掉了，哪有钱？”一位村民说，“那套房子是他老婆掏钱买的，还找亲戚借了20万。”

刘永彪出事之后，刘永彪的妻子黄岚（化名）整日整夜地哭。村民替她不值。

黄岚是泾县邻村的高中毕业生，经中洲村村民介绍，嫁到刘永彪家。结婚时，刘永彪没办酒席。直到前几年村里查户口，他才补办了结婚手续。

刘永彪在家里不干活，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黄岚做。木匠汪玉去给他家修房子，看到屋里的楼梯上堆满垃圾，家里人每次上楼都要踩着一大堆装修材料和垃圾上去，“每踩一步都打滑”。但刘永彪从来不收拾。

“他每天叉着腰走来走去。村里人背后都说他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汪玉说。

平时，刘永彪除了吃饭、赌钱，就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写东西，黄岚经常连他的房门都敲不开。

“刘永彪在《难言之隐》中提到，老婆一直不支持他写作，两个人为此经常吵架，村主任每次都站在他老婆那边。”汪林说。

十多年前，黄岚被村里的小学辞退后，自己在家办了个幼儿园。刘永彪家2010年盖了新房，二百多平米，花了十几万。“都是老婆靠开幼儿园挣的钱。”村民们说。

“大约是2000年，刘永彪带着儿子搬到南陵县城住，他老婆和女儿还在村里。”一位村名介绍。

中洲村距离南陵县25公里。“每周五下午，黄岚都要骑着电动车去县城看孩子，给他们打扫卫生、洗衣服，周日晚上再回村里。每周都这样，持续了十几年。”原来的生产队队长汪全（化名）说。

黄岚经常对着村民骂刘永彪，说他是“害痨病的”。“她找刘永彪要钱，刘永彪从来不给。幼儿园请的工人，现在还没结工资。”汪全说。

黄岚说自己被刘永彪害苦了。村里的女人过去陪她，她说自己哭不是心疼刘永彪，是觉得自己委屈，跟着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最近几天，黄岚家的幼儿园也不开了。马上开学了，村里人都说，下学期不会把孩子放在她家了。“她家里出了杀人犯，谁还敢把孩子放那？”虽然村里人都知道，刘永彪杀人的事情黄岚并不知情。

但是，中洲村人最看重名声。“最近村里人都在说，她家大女儿肯定没人要了，讨不到老婆的也不会要她。儿子以后也讨不到老婆了。他真是把家人害惨了。”汪全替黄岚感到惋惜。

南都记者报道

案发前，1995年，刘永彪31岁，已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他结了婚，当时是一个三岁女儿的父亲，女儿天生患有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前几年其父亲过世，还留下了很多债务。刘永彪一家开支主要全靠农活收入和稿费，曾一度陷入窘境。

案发后，他以作家身份开始新生活，曾用笔名刘浪、彪子、一沙等，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

2005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被安徽省授予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三等奖，此奖项被业界称为“安徽文学奖”，是安徽省最权威的文学类评奖。

此后，刘永彪陆续出版散文集《心灵的舞蹈》、电影剧本《门与窗》以及28万字长篇小说《难言之隐》。

安徽南陵当地草根作家李琳琳与刘永彪相识多年，她向南都记者回忆，刘永彪常把“我就是个农民”和“我就是穷”挂在嘴边，感觉他骨子里对自己的农民身份很自卑，但“一说到作品，他就非常傲气和要强，认为自己的作品非常好，不容置喙。”

下图：落网前，刘永彪还在南陵县开办多年“名人写作辅导速成班”，主打“职业作家零距离授课”，广告就在他县城家的大门上。

一位曾参加写作培训的女生告诉南都记者，刘永彪平时上完课就回隔壁的休息室抽烟，“话不算多，但比较谦逊。以前觉得他整个人精神状态有点萎靡，不是很精神。对他的过去或家庭，他从没提过。”

刘永彪落网后，南都记者在其QQ空间看到，2011年5月，他曾提到“有写一个可向影视方面发展的小说的强烈愿望，题目也初步拟定为《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

2011年5月，刘某彪在长篇小说《三个美女与一个太监》的自序中曾称，“最后还想坦诚相告的是，早在看那些推理（侦破）小说和影视剧时，就产生了一连串灵感，有写一个可向影视方面发展的小说的强烈愿望，题目也初步拟定《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作为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性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因果的，我认为这篇尚在构思中的小说有大量符合影视要求的悬念、场景、动作（也会有有意为之的设置）。”

潇湘晨报报道

刘永彪觉得自己配不上作家头衔。在他看来：“文学写作，说得好听一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的都是真善美。我这样背负命案的人，怎么能当灵魂工程师呢?”

刘永彪的作品中基本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他曾想写一个身负命案的美女作家的故事，名字就叫身负数条命案的美女作家，但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了，没敢再写下去。

“如果有机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就写原罪，打一个括号，后面是赎罪。”刘永彪说。

办案历史

1995年，47岁的陈红跃还是个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侦查员，碰上这么大一个案子，“那时候心里很震惊的”，那个充满血腥气的房间里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他的脑中。

当时陈红跃的顶头上司严关炳，在湖州有着“鹰眼警探”的称号。在现场收集物证后，严关炳发现了两组指纹、一个鞋印和26枚烟头。

1995年，指纹比对全靠肉眼识别，一个地方的指纹库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纹的卡片。由于作案手段娴熟，警方一度以为是两个惯犯。而没有前科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库里当然找不到他们的指纹。

1996年春节前夕，严关炳追踪到了鞋印的来源，然而鞋印的拥有者范围太大，始终无法确定对象。案件进展由此陷入停滞。此后的22年，这个未结的案件成了湖州几代公安人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22年来警方办案的卷宗已经累计十几沓，直到2017年，甘肃白银案破获，DNA生物鉴定技术的发展，给此案的侦破带来转机。法医徐志成在实验室里耗了10天以后，从26个烟头中检测出了10个人的DNA。经过各方排除，在安徽芜湖的市库里，一个叫做刘永利（化名）的名字浮现了出来。

2017年6月中旬，22年前参与破案的老民警们又被召集回了专案组。这次，他们将目光放在了芜湖南陵的刘氏家族。

8月8日，严关炳和陈红跃伪装成科研人员，编了个调查刘氏家族迁徙的理由，一同去刘永彪家中采血样。

庭审细节

当记者问刘永彪如何行凶时，他反问：“细节还要说吗？细节很残忍的。”

作案的日期刘永彪早就忘记了，他不敢回忆是哪一天。11月29日，这个日子还是在被抓时他从侦查员的条子上得知的。

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在2009年获得了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三等奖，此奖项被业界称为“安徽文学奖”，是安徽省最权威的文学类评奖。2013年7月，他成功加入中国作协。他的这项获奖证书，以及中国作协会员证，由他的辩护律师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庭。希望证明自己犯案后进入社会，在做好人。

汪说，在老家，两人仍然像以前一样经常在一起打牌，但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后来，刘写作有了名气，去了县里，他则到上海帮弟弟的公司跑腿，联络就少了。

2016年，甘肃省白银市连环杀人案这一悬案告破。刘说，看到这则新闻后，就不再跟汪联系了。断绝联系前，他与汪说，当时我们在旅馆里，抽过香烟，喝过水，也是有可能被查出来的，如果被警方查到的话，一定要打个电话通知对方，能提前有个准备，至少可以处理一些事。

所以，他在自己的校刊编辑办公室里，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乡汪某明的儿子，说要跟汪某明借钱。此时，他和汪某明已经断绝联系一阵子了。

但汪某明听完儿子的转述，立即给刘某彪打了电话，说：“你不用害怕，这么多年了，不会有事。”然后挂了电话。

在法庭上，刘永彪突然翻供，说自己此前在侦查阶段的一些供述“是我编的”。

他说，自己只拿榔头敲了同房的山东人，之后并没有再参与杀人，只是一直在旁观，甚至在汪提出要再去抢劫强奸女服务员时，进行了阻拦。他还说，他并不知道汪从闵老板手上劫得了金戒指。刘还在法庭上哭起来，说自己很后悔，汪杀了四个人，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一点拦着他。

“难道你在案发现场突然走神了？”对此，公诉人提醒刘要如实作答，并出示了他在侦查阶段的多份供述，此前他都交代说，因为杀害山东人后发现他身上仅有几十块钱，还不够他们坐车回家，就商量以结账退房为由将旅馆老板骗到房间后实施抢劫。

对于汪曾想要抢劫强奸女服务员的说法，汪的辩护律师表示不能认同，认为这只是刘的一面之词。汪也说，自己没有与女服务员交流过，倒是刘曾与女服务员有过交流。

法庭播放被害人家属视频

“别人总是对我们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对我们一家来说，一切都没有过去。”在法庭上，闵老板的女儿说，汪、刘两人的行为，对他们整个家庭的伤害不能用语言说明。在命案中死去的12岁孩子是闵家惟一的血脉，孩子的父母因为失子之痛，精神打击太大，没有了生育能力，只能领养了一个孩子。

他们三兄妹突然失去了父母，真的是天都塌下来了。

“你们的榔头不仅敲打在我们父母和孩子的头上，也敲在我们的心上!”她对汪、刘说。

法庭上，检察机关还播放了另一位受害人山东于某某家属的视频，他的女儿说，父亲出事时是家中惟一的劳动力，因为父亲遇害，11岁就去打工了，年迈的奶奶也不得不下地劳作……

昨天，法庭也合并审理了两家受害人家属提起的民事诉讼，分别向汪、刘索赔上百万元的精神赔偿款等。汪、刘均表示愿意赔偿，但是现在并无能力赔偿。

庭审中途休庭，刘被法警带出法庭时，曾突然向闵的家属下跪，一直非常克制情绪的闵家人一下失控，嚎啕大哭。

背负四条人命22年，起底作家刘永彪的双面人生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张正磊/2017-08-20

清粼粼的青弋江静静流淌，江畔的村庄却炸开了锅。

8月14日，芜湖市南陵县弋江镇中洲村的宁静被一条消息打破——当天，远在200公里外的浙江湖州警方宣布，该市织里镇22年前的一起凶杀案破获，两名犯罪嫌疑人落网。二人都是村里人。

在村中一栋三层小楼里，黄晓兰一直精神恍惚，尽管8月15日收到丈夫刘永彪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仍然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

警方指控刘永彪22年前伙同发小汪维明在湖州一家旅馆抢劫财物，用钝器杀死四人。

8月11日凌晨1点许，刘在南陵县城的家中被警方抓获，他现场没有反抗，对警察们说：“我在这里等你们到现在。”

今年53岁的刘永彪，一路经历的是自己颇具悲剧意味的“双面”人生：

背负“原罪”22年，烈日灼心，内心倍受煎熬，曾准备鼠药以自杀，亦考虑过投案自首，终难逃恢恢法网；在文学上，他风生水起——发表两百余万字文学作品，获得安徽文学奖，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是南陵籍作家的代表人物，却依然未能逃离如影随形的人生窘境。

农民作家彪子

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谈正衡，8月11日早上就知道刘永彪出事了。

那天早上6时许，南陵县一位资深文友给谈正衡发来微信：“听说彪子被抓了，你赶快打听一下。”谈马上拨了南陵警方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对方确认刘永彪被控制，“涉外地一桩杀人旧案。”

8月11日晚上9时至10时，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一列警车车队开进南陵看守所，不久即驶出，向宣城方向疾驰。刘永彪被押往湖州案发地。

“刘永彪怎么成了杀人犯，这让我震惊和不敢相信。”谈正衡不住叹息。南陵县政协原副主席、芜湖知名作家胡旭东亦感慨：“我突然感到这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能相信。”

二人都是刘永彪多年来的文学上的师友。他们清楚地记得，1995年案发时，31岁的刘永彪已是芜湖市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1994年，他在知名文学期刊《清明》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情怀》，成为南陵县第一个在该期刊发表小说的作者，引发轰动。

刘永彪早在上初中时就沉迷写作。南陵县广播电视台的一篇报道说，即使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他也尝试着以课文为摹本进行练笔。

汪述林是刘永彪的发小和初中同学，“我俩当时都喜欢文学，这种爱好和情结源自我们的知青语文老师。当时精神上一片荒漠，尤其在农村，老师让我们把自己写的东西贴到墙上，刘永彪从那时起就爱上了写作。”

刘永彪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他父亲在村里是外来户，从刘永彪小时候起家境就很不好，但他觉得种地又无出路。”汪述林回忆说。

怎样才能改变贫困家境？汪述林记得，刘永彪曾在村里开过一个照相馆，四处帮人照相挣钱，“当时买照相机的钱还是他从大山里偷运木料出来卖所得，他胆子大也吃了不少苦。”

农村的艰辛并没有浇灭刘永彪炽热的文学梦。1983年，他和汪述林等四个发小成立文学社团，创办了《青弋江畔》社刊，一起写稿、刻写、编印杂志，还报名参加了辽宁《当代诗歌》的诗歌函授班。

自此，刘永彪正式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85年，他在合肥市文联的《未来作家》期刊发表处女作。

谈正衡就是在这之后认识刘永彪的。“一天去南陵作家胡旭东家，我刚进屋，一名高个子青年就跟了进来。他拉开碗橱门，拿出里面的菜和锅巴，开水冲泡后就开吃。胡旭东家人和朋友我都认识，这个人则没见过。我很吃惊，他怎么这样随便，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惊愕间，胡旭东过来介绍：他是刘永彪。谈正衡马上想起这人此前给他写过信。

性格开朗、豪爽，到哪里都不认生、拘谨——刘永彪给谈正衡留下了好感。“他是我的同镇老乡，都来自底层农村，认识后我们便经常见面。我出道早，在芜湖文学圈子里受人瞩目，就经常引荐他到圈里来，有意提携他。圈子里朋友们都叫他‘彪子’。”

在谈正衡看来，刘永彪是从最底层来的农家贫寒子弟，以期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我对他很认同，省里的作家、文学期刊的总编、编辑到了芜湖，我都会叫上他一起参加接待，乐意介绍他是‘农民作家’彪子。”

农民作家彪子，很快显示在关系运作方面的能力，逐渐在芜湖文学圈子里活跃起来，更获得了文学大家鲁彦周的关照。

鲁当时是安徽文坛的旗帜性人物、精神领袖，性格极和善，尤喜提携文学后辈。据刘永彪2016年发表在芜湖日报的《我与鲁彦周的交往》一文：1987年9月，刘永彪用黄布挎包装着自己创作的两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到合肥，找到鲁彦周的家里，请他提意见。稿子被留下。

一个月后，鲁给刘永彪写了一封信鼓励：“看到你的作品，大致也可推测出你的处境和思想情感。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你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写作，是很同情又很赞赏的。……”

1988年，南陵县文联成立，鲁彦周应邀出席成立大会，期间主动向县文化馆领导提到刘永彪。“与鲁彦周见过几次面已记不清了。我那时年轻，容易冲动，喜欢跑，有事没事就去合肥打扰他，有时还带几个乡下青年一道去。他只要在家，都会笑容可掬地接待我们，还签名送给我们他新近出版的书。”

刘永彪当时创作热情高涨，非常勤奋，不断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干文章，以及短小说，在南陵县已崭露头角。谈正衡认为，刘永彪早期作品展示的是农村底层小人物的艰辛与奋斗，以及内心的煎熬与挣扎，“是文学的主流方向，且可读性好，现实感强，沉甸甸的，让人眼睛一亮。”

女儿的眼疾，湖州的命案

1990年3月至7月，鲁迅文学院普及部首届文学创作研修班开班，这次共录取学员102人，刘永彪名列其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鲁彦周为刘永彪写了推荐信，这次研修由其自费1600元，回来时没有钱，还是胡旭东给他寄去的50元。

从鲁迅文学院回来的刘永彪，多方求助试图改变农民身份。“他说在鲁迅文学院结识了很多知名作家，经常和莫言在一起，人民文学主编也给上过课，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按他的想法，应该在芜湖市、县文化部门谋一个职位。”谈正衡说。

按当时惯例，文化部门应破格为刘永彪安排工作，比如到文化站，或到政府机关做做秘书，结果未遂其愿。谈及个中原因，谈正衡认为，一是他无背景，二是可能他的声誉在县市里不太好，性格匪气痞气又自由散漫，难让领导放心省心。

刘永彪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和环境。

他开始通过书信结识安徽文学前辈江流——先寄给他几篇发表过的散文。很快收到江流的回信：“你身居农村而坚持写作，志趣可嘉。这几篇散文读来都觉亲切，带有田野的清醇……”

刘永彪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于是，他的写作主攻方向，由小说转向散文，“后来我与江流老师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我生活闭塞、单调，常以写信作精神寄托，信写得很勤，但江流老师每信必复。”江流作为介绍人，推荐刘永彪加入了安徽省散文学会。

与此同时，经一名初中女同学介绍，刘永彪与宣城泾县邻村的高中毕业生黄晓兰恋爱、结婚。

“没想到婚后生活的担子一下重了，常为生计发愁，遇到灾荒年景连公粮税都交不出。”刘永彪2011 年在《安徽文学》发表的一篇散文称，女儿斯斯1992年11月出生，眼睛太小，又想着为她筹钱治疗，“这些无时不影响我读书与练笔的心情。”

1993年4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诊断结论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当时斯斯的眼睛最大只能睁到1厘米长、0.2厘米宽，是少见的胎疾。医生建议等孩子四到五岁时再进行眼部整容治疗。

多位受访的芜湖文学圈人士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这段时间彪子遭遇其最窘迫时期：家庭农业收入微薄，而靠稿费基本应付不过来。他开始频繁向朋友借钱，“借的人太多了，以致于后来许多人见了他就躲。”

1994年下半年，刘永彪曾到弋江镇中学谋求语文代课教师职位，但因普通话差、试讲效果不好而遭拒。

1995年11月，刘永彪和同乡汪维明远走湖州织里犯下抢劫杀人案。在一饭店旅馆内用钝器将山东籍商人于某和旅店老板闵某夫妇及其孙子残忍杀害。

湖州市公安局专案组民警陈红跃22年来一直追踪调查这起命案，他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两人作案动机就是没钱，刘永彪听在湖州打过工的汪维明说，湖州织里老板很多，就商量过来搞钱，具体目标临时物色。“他们和山东的老板同房间，交谈中发现其有钱，就想着动手，但杀掉山东老板没找到钱，最后搞掉了旅馆老板。他们交代就搞到几十块钱，又说一百多，前后说法不一。”

女儿的眼疾治疗失败

1996年10月1日，女儿斯斯的眼疾手术在上海一地下旅馆进行，主刀者是退休老医生邹永华、王秉桓。手术完后被要走医药费3000元。手术效果却是“女儿正常的小眼睛变成畸形，疤痕累累，视力降至0.08。”

芜湖《大江晚报》1998年6月的一篇报道说，这个三口之家只有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家产，土地上的耕耘和文学上的耕耘收入甚微。“刘永彪因女儿的不幸万念俱灰，两年来居然没写成一篇小说。不幸几乎使这个家失去了生机。”

1998年5月，刘永彪作为女儿的法定监护人，在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状告邹永华、王秉桓二人“人身损害”。一月后他无钱请律师只能自己出庭。两位医生手术前没有孩子眼部的特写照片和相应的诊断材料，因此，司法鉴定机构无法对孩子双眼做出鉴定。一审判决刘永彪败诉。

几经周折，原判最终撤销。刘永彪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官司一打好几年，每年跑上海十多趟，有时要依靠社会救助才能成行。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声名日隆，却烈日灼心

2003年起，刘永彪开始在南陵县城开办“名人写作辅导速成班”。

这个辅导班开设在校学生课程和社会青年课程，前者讲授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课堂作文以及初考、中高、高考满分作文，后者“招收有志成为秘书、文员、记者、辩护师、企、事业单位文案策划师及文学创作高手的各界人士”。

在招生广告中，刘永彪积极推销自己的身份：“省级作家，毕业于中国唯一专门培养作家的高等学府——鲁迅文学院。”

接下来的几年，这一广告不断增加他的身份新称谓：安徽省政府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5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被安徽省授予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三等奖，这被业界称为“安徽文学奖”，是安徽省最权威的文学类评奖。

刘永彪成为芜湖市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农民作家”。2010年3月，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南陵县作协专门为刘永彪举办《一部电影》作品研讨会。

2010年12月，刘永彪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难言之隐》。次年4月，该作品参评2009—2010年度“安徽文学奖”，“作者单位”一栏赫然注明：芜湖市农民。但终未获奖。

2013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布公报，当年被批准加入该协会的安徽省13名作家中，刘永彪名列其中。

2013年9月27日，《芜湖日报》刊登文章——《一路走来的南陵文学现象》，将刘永彪获安徽文学奖并顺利加入中国作协，作为南陵文学创作正在走向第三次高峰的标志之一。

2014年11月，刘永彪创作的历史演义小说《行者武松》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年他又将其改编成5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公开资料显示，刘永彪还出版有散文集《心灵的舞蹈》、电影剧本《门与窗》，已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曾用笔名刘浪、彪子、一沙等。

然而，背负着四条人命，22里，文学创作上的声名日隆，消解不了“烈日灼心”般的负罪感。

在长篇小说《难言之隐》的自序里，他写道：“最后还想坦诚相告的是，早在看那些推理（侦破）小说和影视剧时就产生了一连串灵感，有写一个可向影视方面发展的小说的强烈愿望，题目也初步拟定为《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作为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性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因果的，我认为这篇尚在构思中的小说有大量符合影视剧要求的悬念、场景、动作（也会有有意为之的设置）。”

谈正衡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刘永彪也曾告诉他要创作一部破案的作品，“我说你没有当过警察怎么写？他回应我，没有杀过猪，就不能吃猪肉了？”

然而，这些书至今不见踪影。

办案民警问归案的刘永彪，是否把案件的一些情节写到作品里面去？他回答：“哪敢写。从没写过。”

谈正衡还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去年底，我携妻到南陵参加一个文友母亲的吊唁活动，事毕当晚被当地文友们挽留下来组局喝酒，刘永彪当然在场。回到家后，妻子对我说：刘永彪有点失态，怎么搞的？她一提醒，我也觉得有点反常：对我们年龄大的、资历深成就高的，或者有点身份的，刘永彪都很有礼节，他从座位上走到我们跟前敬酒，酒杯端得比我们的低。那晚中途来了一位警官，是我的晚辈，在南陵文学圈里地位不高，但刘永彪却执对我们一样的礼，双手向他一杯又一杯地敬酒，讲话神态都感觉不自然。按照他的性格，对这样的人不是平视的。”

刘永彪让人受宠若惊的恭敬举动，如今想来意味深长。案件水落石出后，这位警官在微信朋友圈感叹：“警服俨然，是不是让他内心慌乱了？”

其实，8月8日，刘永彪在专案组民警找他采集DNA血样时，就已警觉。当天，他给远在上海的汪维明打了电话，还写了一封给妻子的“遗书”。

湖州专案组民警陈红跃透露，这封信里说，今天公安人员来提取了我的血样，我知道自己22年前的鲁莽行为要有个结果了，我也可以摆脱这么多年的精神折磨了。

刘永彪还在遗书里表示，自己准备过老鼠药，拟到父亲坟前自杀，但下不了决心；还准备去投案自首，又害怕家属背负杀人犯的骂名，没有去。他对自己的身后事，包括孩子的教育等都作了安排。

8月17日，刘的妻子黄晓兰拿到这封信。一位中洲村的知情者告诉Knews记者：“刘永彪女儿看后大哭。”

如影随形的窘境

丈夫被抓后这些天，黄晓兰精神恍惚，眼里噙满泪水总想哭，她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他（刘永彪）平时就是喜欢和人家打打麻将，打架斗殴从不参加，杀人怎么跟他沾得上边？所以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

在黄晓兰眼里，丈夫一直痴迷文学创作，“我也劝过他，写作在这个时代赚不到钱，我们家又这么穷，还是要做一些事情为好。可是，他还是经常写作。有时候他关在房间里一写就是几天，晚上很晚了还在写。”

54岁的黄晓兰头发已花白：“结婚20多年来，在创作方面我没办法帮他，只能在家务活和农活上帮他。”

“刘永彪结婚以后就一心搞创作了，什么家务、农田全部一股脑塞给了老婆。他老婆吃了很多苦，刘永彪在文学上能取得一定成绩，她功不可没。”汪述林说。

黄晓兰坦言刘永彪近年尽管出了好几本书，但未给家庭带来任何经济收入。据Knews记者调查，《一部电影》获安徽文学奖后，刘永彪得到奖金5000元。除了《行者武松》从出版社拿了1万元稿费，《一部电影》《难言之隐》《心灵的舞蹈》都是自费出版，“没挣钱，还倒贴了不少。”

书出版后，刘永彪总到汪述林所在的弋江镇中学推销，“这些书至今躺在学校角落里。”

刘永彪在创作上日显边缘。当地一位文艺评论界人士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一直想摆脱农民身份，但悖论的是，如果把他的“农民作家”标签拿掉，把运作的技巧拿掉，单从整体文学水平衡量，他尚难进入目前芜湖市前十五名。“他的后期创作有些扭曲了，陷入于连式的模式——底层青年奋斗成功了，都会迎来权贵女子的投怀送抱，艺术格调不高、恶俗。现在看来也许是他心灵的映射，情绪的发泄。”

南陵广播电视台曾报道称，刘永彪从农村走出，曾经前往数个城市寻梦，但并未被都市生活所接受，辗转流离，最后回到南陵，历经艰辛，初步舒缓了经济上的窘境。

然而，许多受访者表示，刘永彪作为生存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一类边缘人，经济上的窘境如影随形，一直没真正摆脱过。

芜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学圈人士说，刘永彪用钱一向大手大脚，“每次三五好友聚会，抢着埋单的一定是他。”但同时，他酗酒、烟瘾大，还好赌。与其说是江湖豪气，不如说是江湖戾气。

据汪述林的了解，刘永彪这么多年在县城办写作培训班，“一个学生一千块，一年招一百多个学生，能收多少钱（能收不少钱），但是为什么手里没有钱呢，他应该输了不少钱，他进入的往往是涉黑赌场。”

2012年，为了让小儿子能在南陵县城读书，刘永彪夫妻在县里一个小区买了二手房，“一次性付清，将近38万，去年又重新装修，家里现在欠外债20来万。”黄晓兰说。

刘永彪是两年前才开始在南陵县规模最大的民办中学——萃英园中学任校报主编，兼网络平台主管。这是他至今唯一一份每月领薪的正式工作。该校保安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刘为人谦和、每个工作日都见他骑着电瓶车按时上下班。

25岁的女儿眼疾远未得到救治，“去年我和丈夫已经凑钱带她去北京做了一次整形手术，可是没有多大效果。”黄晓兰表示，最近丈夫还说正在努力挣钱，想带女儿再做一次手术。

此次丈夫的出事，让黄晓兰感到了很大压力：“我最担心的是11岁儿子，为避受他爸爸的事情的影响，必须考虑和安排他的转学问题。”

刘永彪近90岁的母亲，和他同母异父的67岁哥哥汪维明一起生活，但这位兄长头脑时犯糊涂。从外地赶回来的弟弟看着黄晓兰的背影摇头叹息：“所有的担子都压在她一个女人肩上，你说她惨不惨？”

黄晓兰一家以后的生活，将全靠设在中洲村家里的幼儿园。不光生源一年一年在减少，她现在还担心：“我家出这个事，会不会对幼儿园有影响？”

刘永彪的哥哥8月16日中午喝了酒，满嘴酒气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抱怨：“他做下这事，这几天我气得发抖，恨得不得了，孩子们怎么办？那些债呢？”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画像

《中国二十问》中的刘永彪案

GUBING×刘永彪 采访手记

采访结束后，刘永彪身子向前探了一下，问我：“古记者，这节目什么时候播出？”我回他，周日晚上九点半。他缓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还好，我儿子一般九点就睡了。”说完，他站起身，拖着沉重的脚铐，一步一挪地被带往监舍。

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情很复杂。如果不是刘永彪最后的问询，我的关注也完全集中在案件本身的曲折坎坷和新闻热度的谈论上。无论多么凶残的罪犯，内心对于自己的孩子都是有愧疚的。而作为杀人犯的孩子，未来他怎样面对这个现实，怎么面对社会和周遭亲朋好友呢？在关注这起大案的同时，很少有人会在乎或想起一个12 岁孩子的心灵“地震”。

一个杀人嫌犯在22 年的逃亡中离奇地成了一名作家，这本身就极富戏剧性。我曾想过，采访他时一定会面临很多博弈和挑战，但没想到他会全盘托出，没有任何否认和回避。而我很难相信面前的嫌犯曾是一名作家，一双沾染鲜血的双手是怎么拿起笔为人们提供文字食粮的呢？

无论如何，刘永彪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当警方第一次到家里采集他的信息时，他已经知道了结局。他说那天之后，他把儿子送回老家，回到办公室收拾好物品，静静地等着那个他曾经多次梦到又心存侥幸地希望不会发生的场景的到来。当一切来临，他显得很平静。他说到那晚被抓捕的情景时，说幸亏把儿子送走了，怕孩子被吓坏，还说孩子自幼胆小，没安全感，像他。

我说，孩子总会知道的。他低下头，不做声，过了许久，抬起头，眼圈红着说：“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希望孩子不要恨我，毕竟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生就是这样。最初觉得路很长，但走错一步，可能就会万劫不复。希望在这个案件过后，人们能帮助那个12 岁的少年走好他的人生之路，毕竟孩子是无辜的。采访时间：2017年8月20日

2019年执行死刑

2018年7月30日，被告人汪维明、刘永彪一审被判处死刑。

2019-10-2，依法裁定核准汪维明、刘永彪死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后向汪维明、刘永彪进行了宣告，并于2019年10月22日下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对汪维明、刘永彪执行了死刑。

波罗简评

1、很多抢劫绑架和杀人案件的相似细节：他们和山东的老板同房间，交谈中发现其有钱，就想着动手，但杀掉山东老板没找到钱。

2、1995年作案，2017因为DNA技术侦破旧案，2018年判处死刑，2019年执行死刑

3、抢劫杀人的原因是贫穷，凶手贫穷的根源是游手好闲和赌博！

4、初次看到此文，我和很多人误以为刘永彪既然有成名作品，经济条件应该不会太差，但是看报道才知道并非如此。

5、新闻报道此类案件热衷于渲染凶手作案后的成就，比如这样的新闻标题很常见：男子杀人潜逃19年，被抓时竟是企业家。以至于网友嘲讽那些杀人犯被抓时毫无成就！在最初发布的新闻中，本案的汪某被报道为上海的一名企业家，但实际上被抓时只是上海某公司职员，在去上海打工之前，他是一个农村游手好闲的小混混，爱打牌赌博。

6、经济活跃是治安好的基础！高清摄像头普及，DNA技术发达是破案的最好帮手。